【時快訊】跟拍鄂溫克族8年，我和時代往大興安嶺深處走去

現在社會進步了

狩獵文化消失了

工業文明帶來了一個悲慘的世界

(相關資料圖)

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

向我開槍

那就

開槍吧

——鄂溫克族曾經的獵人 維加

300 年前，一支部族趕著馴鹿，從西伯利亞遷徙到了大興安嶺的西北麓。

今年 8 月，鄂溫克族酋長瑪利亞·索去世，終年 101 歲。中國也失去了最后一位女酋長。

濫用的酒精、失落的認同、被馴化的文明……鄂溫克族曾經的獵人們說，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今天的講述者，獨立紀錄片導演顧桃，從 2004 年開始，跟蹤拍攝鄂溫克族 8 年，留下了珍貴的，同時也是最真實、震撼的影像。

在獨立紀錄片界，顧桃絕對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不過，在聊他的作品前，我們想先聊聊顧桃這個人。

顧桃很有意思，他在北京的郊區宋莊租了兩個農家大院，“私搭亂建”了兩個蒙古包。他維持著一種原生態的生活，精神一點兒不內耗。他甚至連塊兒鏡子都沒有，因為用不上。這也從某個層面說明，他已經不再依賴外界的參照和投射了。

但，作為 70 后，顧桃實際上成長于一個劇烈變化的年代。在 35 歲遇到紀錄片之前，他也因為迷茫、焦慮度過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時刻。

在今天的節目里，顧桃跟我們聊了聊自己年輕時代的荒誕往事，以及他在經歷了這一切后，如何又轉身向山里走去。

一、西山再往里走是森林

我是顧桃，紀錄片導演，也畫點畫，寫點文字，做點日記，一直關注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

我家在一個西山的腳下。西山是一個粉色的山。春天，山上就開滿了映山紅。

獵人與杜鵑花?顧德清攝

小時候，我們上山亂跑。那個時候山上有很多裸露的棺材。我們十來歲的小孩“桃園三結義”。怎么結義呢？蹦棺材，誰膽大誰當大哥，然后老二、老三、老四。到我蹦的時候，我就一腳給踩塌了，棺木都糟了，底下都是尸骨。我這整了半天爬上來，還要面不改色，要不就得當小弟了。

西山再往里走是森林。在那幾百公里范圍內，就是過去北方的三少民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獵場。他們的家園在密林深處。

我爸當時在鎮上的文化館工作，他是做美術的。

他小時候看過一個畫報——森林里，一個大臉盤子、高顴骨的紅臉大漢，戴獸角帽，手拿鋼槍，騎在馬上。這就一直留在他的記憶里。

后來，他得知這個就是森林里的狩獵民族，他就覺得應該來這工作。

我爸年輕的時候和我一樣，長頭發、留胡子，挺酷的。但后來他基本都留光頭，因為他要鉆林子。獵民每年都要出去狩獵，我父親就跟他們一起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幾個月。

有時候，他能帶回來那種帶槍的人。后來我知道這個人就是鄂溫克族使鹿部落的頭人。他們兩個人喝酒，眼睛都紅紅的，我就趴在門縫上看。

二、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

山吸引著還是孩子的顧桃，也吸引著顧桃的爸爸，顧德清。他們踏在同一條進山的路上，卻沒有同行過。這兩條路要在 30 年后才會重合。在顧桃 18 歲離開家之前，他和父親甚至是“敵人”。

在顧德清看來，時代變化太快了，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精神狀態都在發生巨大的改變。顧德清一開始是畫他們，當他意識到畫畫速度追不上變化速度后，就改用攝影。

那是 80 年代，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但顧德清就已經從北方獵民生活的變化中意識到，這會是個打磨人的時代。所以，在放任顧桃被時代打磨前，作為父親，顧德清要先把兒子錘煉結實。

顧德清在拍攝

我童年過得很緊張、很恐怖。

我爸去上班或者去森林時，就給我布置作業，你要畫幾張畫，寫幾幅字。正常小孩沒事兒誰愛畫畫啊。

我們家院子里有個兩人高的柴垛子。我姐就趴在上面給我望風。我爸回來了她就喊。聽到聲音，我就像狗似地噌噌噌竄到屋里拿起筆，腦袋上還有汗珠。

所以我愿意去別人家玩，十來歲就開始跟大家喝酒。他們大人也不管，喝多了往那一躺，很開心。直到被找著了，就挨一頓揍。

那時候我就覺得要逃離這個家就好了。

我還真離家出走過。應該是 85 年或者 86 年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同學就跟我說，咱倆離家出走吧。唉！我也正有此意，那就一起走。

我們躲在車座底下，逃票去的加格達奇。其實加格達奇離我們那兒也就 30 多公里，但當時小，就覺得很遠。

結果吃喝一頓后，我們就沒錢了。我們就去偷東西。同學找到一個風衣攤，那是最貴的攤。他讓我跟老板搭訕，我用余光看到他手像叉車一樣捧起一摞風衣拔腿就跑。我腿一下就軟了，心想，哎呀，我算是真正步入小偷行列了。他走遠后，我也跑了。

我們只賣了一件，掙了 35 塊錢，剩下的被別人搶了。我們就又去偷面包，結果被抓了，給銬在火車站派出所里。當時所里還抓著一個人，手里拿著大片刀。

最終，警察給我們送回去了。這一次離家出走就結束了，跑出來三五天吧。

我想，完了，真是得挨頓揍了。

我就等著挨揍還沒挨上，但是半夜我發現有人給我翻身，其實就是我爸我媽，看我身上有沒有傷口，是不是在外面挨打了，把我翻過來調過去。

第二天，我床邊多了一件紅黑格子襯衫，是當時很好的那種襯衫。我爸沒罵我也沒打我。

現在看來，我挺感激我爸對我的教育方式。如果當年自然地成長，我最后就是小偷。不過在哪條道上都是人生，那個時代就是這樣。我小時候的玩伴，有把人打死的，有被打死的，也有喝酒凍死的。

在那個時代存在、成長的人，最后也都是在那個時代被消化掉了。

三、長大你想干什么

我記得那是冬天很冷的時候。

我爸下班回來，我就跟在他后面，腳踩著那種已經比較瓷實的雪。晚上很黑，也沒有路燈，我們走在胡同里面，他說長大你想干什么？

所以我說孩子的回答都是不真實的，都是為了迎合大人。

我說，我得畫畫。

我爸就說，嗯。

1988 年，我 18 歲的時候，我爸跟我說，畫畫這是你要走的路，我現在教不了你了，我得花錢讓別人教你，所以我就選擇了去哈爾濱學畫。

等于是離開家了。

北方北 顧桃繪

1992 年，我去過一次北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北京有多大，北京人都在做什么。

我印象很深，當時只有王府井有一家麥當勞。好多人在排隊，很擁擠。

我一看條幅上寫的 4.27，賣 4 塊 2 毛 7，也很貴，但兜里有 10 塊錢，我說這得吃一下。

我背一個畫夾子，支棱八翹地擠進去，我說要一個 4 塊 2 毛 7 的。人家服務員不理我。我說，同志！我要一個 4 塊 2 毛 7 的。

人就京腔很重地說，什么??？什么??？你看一下兒，是 4 月 27 號！

唉呦，我再一看，條幅寫的是 4 月 27 日酬賓。但是我已經擠進來了，就硬著頭皮問，最便宜的多少錢？

16 塊 8。

那吃不起了，我就又悻悻地擠出去。

四、報仇

從 1986 年第一次離家出走偷東西，到 1992 年沒吃上的這頓麥當勞。外面的世界教給顧桃的第一件事就是錢。

顧桃在倉促長大，時代也在經歷巨大的變化。

這變化有多大呢？從 1988 年開始，顧桃考了 4 年大學，考到考試都現代化了，英語試卷都已經標準化答案了，光填 ABCD 就行。

終于，1992 年，顧桃考上了內蒙古藝術學院。

畢業后，顧桃趕上了中國裝潢熱潮。從酒店到個人家庭，新時代，人們對個性化的裝潢需求大增?？瓷磉呁瑢W很多搞裝潢能掙錢，顧桃也就隨大流地開始搞裝潢。他掙上錢了，掙得還不少。如果當年顧桃堅持做下去，現在他在宋莊搭建的，估計就不只是蒙古包了。

那他為什么沒做下去呢？

掙了錢，大家就吃、喝、造。在九六九七年，我們給人酒店做一個牌匾，可能就是把字拿泡沫板一粘，刷上漆，裝點小射燈，兩三天就干完了，能掙 2000 多塊錢。那時候工資可能一個月才幾百塊錢。

錢掙得容易，花得就比掙得還容易。幾頓飯一請客就干掉了。

之后就是 1999 年開始北漂。因為一個朋友接了個活，是到北京給人搞裝修。

我們三四個人就稀里糊涂地從呼市來北京，那時候帶著 5 萬塊。5 萬塊那可就太多了，應該像現在的至少 50 萬。

所以我們一下火車就開始消費，一人先買一個皮夾克，是挑著擔子走街賣的那種皮夾克，七八百塊一件?？粗?，但身上一穿，那個羊膻味啊，一直下不去！

完了同伴問我，老顧，吃點啥？

我說，麥！當！勞！

我吃了 5 個巨無霸漢堡，吃到腦袋發暈，這個算是報仇了。

可能半個月吧，我們就把錢花光了。那就雇不起工人，最后工程就沒驗收，我們就賠了。他們就都回呼市了。我一想，北京挺有意思，和我們內蒙完全不一樣。

內蒙就是喝酒的，不喝酒的，這兩種人。

到了北京呢，接觸的人都很豐富。

那時候我住在亞運村安慧北里地下室。我們地下室有寫劇本的，有玩搖滾的，還有小姐、理發師。誒，這個就有趣兒。

我從地下三層開始住，慢慢住到地下一層，有了 20 公分的窗戶，因為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我能看到外面坐在長椅上談戀愛的年輕人，腳在互相地踢，像看電影一樣！

雖然大家住在地下室，但整個北京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跟文化和藝術有關的呼吸。

五、藝術的空氣

北京之行沒賺到錢，只給顧桃留下一身皮夾克和藝術的空氣。但這足以把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留在北京。

皮夾克不能每天穿，但藝術的空氣卻滿大街都是。顧桃干夠了盲目賺錢的活，不再搞裝潢，他想搞藝術，但是從何搞起呢？

不管在什么時代，不管對于誰，藝術和生活總是一件很難兩全的事。那時候顧桃住在北京的地下室，很快就沒錢了。

他決定開始搞攝影，但顧桃沒有要表達的主題，不知道拍什么，拿起的攝像機最終對準了工業PVC管和時裝——顧桃最終還是干起了商業攝影。追尋藝術的路，就這么又岔開了。

這也讓顧桃經歷了青年時代最大的痛苦。90年代，中國社會對于成功的想象已經統一成了，掙錢；可顧桃對于成功的想象是，掙有意義的錢。

他身上有一種矛盾，一方面，他試圖找到意義。但另一方面，身處紙醉金迷的時代，面對階級差異，他心里又有物質怨恨。

這時候，有趣兒的地下室也變得面目可憎了。

你看，劉歡住在我們樓的 11 樓。

每次看到他走穴回來，先把車停好，點一根雪茄，抽完再上去。

我們都跟一幫小老鼠似地往地下鉆。

所以人本身就是矛盾的，不是說不想掙錢，也想掙錢，但是你要掙什么樣的錢？那時候我開始思考。所以有的事掙錢我也不想做。2001 年，那一年搞商業攝影我就掙了 2 萬塊。但還是很空虛，它不是你的事兒，它跟藝術沒關系。我也確實是更緊張了，在不知道應該做什么的時候，又開始干上了自己不喜歡的事。

25 歲到 35 歲之間，我就是稀里糊涂的。有點理想，但又不知道理想是什么。

喝酒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最兇的。不過當時整個時代好像也都沉浸在酒的海洋里。

我記得我那些同學，他們開著寶馬、奔馳，穿著拖鞋，喝完酒，跑在王府井大街上。風一吹，我覺得這個很浪漫、很牛逼。

這樣活著，打著酒嗝等待下一場酒局，我發現我還得回到我的地下室。仰望天花板，我還是很孤獨，還沒有自己的能夠成形的一個事兒，還不明確 30 多歲了應該做什么。?醉的次數是越來越多，酒醒之后的空虛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強烈。

我記得有一次，在外面喝多了，回家后我特別熱，我就把冰箱里的大醬、豆腐、剩菜都拿出來，把腦袋伸進去了，特別涼快。后來我媳婦把我從頭從冰箱里拿出來，頭發上全是白氣。她啪啪給我兩個嘴巴子，把我打醒了。

那時候喝酒很多這種事。

我還砸過自己的頭，那次喝完酒，大家談論藝術，最后我覺得藝術也談不出來，就拿著一個啤酒瓶砸腦袋上了。那次差點沒死了。拖把拖完，能擠出半臉盆的血。

也不是痛苦，就是年輕的時候覺得無所事事，要是真正的痛苦，那得真正地自殺。

六、回家

人生迷茫但卻還得繼續向前走。

顧桃還是干著攝影，他拍了很多草原的照片，編輯的評價是：有點兒裝飾性。

但也是這樣一個年代，中國的獨立攝影和紀錄片蓬勃發展。

顧桃看到了劉錚、吳文光、賈樟柯的作品，他們有人關注權力，有人拍監獄，有人專注公共表達。

顧桃決定沉下心來，回到自己的本能和直覺，這時候他想起來，他的家在山里，不是草原，他為什么要一直拍草原呢？

2002 年，我就回了趟大興安嶺。那時候我已經有 4 年沒回去了。這 4 年變化就大了，我爸背也駝了，腿也彎了，頭發也都白了。?想到我還是這個樣子，心里挺悲哀的。

這時候我就看到了我爸 2000 年出版的書，《獵民生活日記》。雖然我初中的時候，還幫他整理過日記，但那時候沒看進去。后來 18 歲離開家，32 歲再回來，我發現自己能看進去了。

等看完了，這家也待不住了，我就特別想去我爸拍過的這個地方，去感受一下他 20 年前的生活，見見他的老朋友。

大年初二，我就帶著一個相機和我爸的介紹信，去了敖魯古雅。

介紹信上面列了好多俄式的名字，有馬克西姆，有瑪利亞·索……但等我到了才知道，信上這些人，很多都已經去世了。只有女酋長瑪利亞·索還活著。

我拜訪了她山下兒子的家。

我去的時間非常巧。

鄂溫克原本都是住在森林里的，他們按節令狩獵，飼養馴鹿，和自然和諧地相處著?？傻搅?90 年代，外來的盜獵偷伐開始增多；再到了 2003 年，生態移民開始，所有鄂溫克族人必須下山，并且上交他們世代握在手里的獵槍。

正是在這個前夕，我到了這里。

因為本身外面去的人就少，我父親在的那幾年和他們還都能成為朋友，所以來見我的人越來越多，變成了一個聚會。

我記得是一個茶缸，轉圈輪著喝酒。這邊剛喝完酒，就有人開始痛哭，因為第二年他們就要帶著馴鹿下山，獵槍也得上交，等于他們自己的生態打破了。即將來臨的是真正的變化。

有一種悲情感，我只能跟他們這么喝酒。但這時候，我看到客廳有兩個即將退役的獵犬正在交配。喝酒、碰撞、哭泣、交配、發情……生命感、悲傷、激情都混雜在一起。我說這是用一張圖片拍不了的，應該用紀錄片記載他們現在的生活。

那次算是我開始要轉變了。

七、維加

當然，轉變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為了搞到拍攝設備，顧桃跑去雜志社工作，結果又蹉跎了兩年?；叵胱约?18 歲后的人生，顧桃覺得，要等到有錢、有設備、萬事俱備了，才做想做的事，那恐怕他得等到死。

于是，2004 年，顧桃一狠心，借了一臺掌中寶，就開始了他的紀錄片生涯。

顧桃在北京掙錢，今天掙了 3000 塊錢，就直接鉆進大興安嶺拍攝，等把錢花完了再回北京掙。就這么反反復復，顧桃拍了鄂溫克族整整 8 年。

你可能會好奇，顧桃是如何堅持下來的，他怎么能認定這就是自己要做的事兒？

顧桃說，這是一種本能。當身處森林，他覺得找回了自己的呼吸。當面對這里的人，他感受到的是最淳樸的真實。

顧桃跟我們簡單講了 3 個鄂溫克人的故事，第一位就是節目開頭你聽到的維加。

維加原本是一位鄂溫克獵人。禁獵后，他失落悲傷，經常在酒后靠即興作詩來懷念狩獵時代。

維加 顧桃攝

第一次見維加時，我覺得他長得很生動，鼻子是塌塌的，眼睛很小，但說話很有趣兒。他上山的經歷也是有意思的。?

他原本是在敖魯古雅的看守所工作。他一看里頭有鄂溫克族的人，他就打開鐵窗，帶他們出去吃飯，因為他覺得里頭伙食不好。

所長就不干了，說你不能干這個工作，你就看電話吧。但電話就常響，一響維加就煩，最后他索性把電話線拔了，自己在那喝酒。人一看，這電話也不接，那你去燒鍋爐吧。

維加覺得干這沒尊重，就干脆上山了。

我一聽，這個維加不是一般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本身就是北方民族的天性。他們的規則體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說狩獵，雌性動物不打，談戀愛搞對象的動物不打，因為要繁殖后代。這是他們的規則。但你說給他放在一個單位里，按照那些規章去做事，他做不了。

維加上山還是做獵人。他就不想被收槍，抱著槍跑森林里，跑到最后閉著眼睛跳進一個溝里，但是沒摔死，掛在樹上了。

最后槍還是收了，維加就開始喝酒，也經常酒精中毒，我看他有時候在篝火邊坐著一動不動，能待兩三個小時。你碰他，他說別動，我在看火里的獵人，我在火里能看到死去的獵人：

大興安嶺是鄂溫克人的祖先留存的地方

我記得幼時

跟隨母親隨敖魯古雅河而上

騎著馴鹿來到了金字塔式的烏立楞

我記得那時候的人們與大自然交談

仿佛她也有靈魂

我還記得

他們向著東方火紅的太陽

唱起了感恩之歌

歌聲包含了鄂溫克語言的全部魅力

現在社會進步了

狩獵文化消失了

工業文明帶來了一個悲慘的世界

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

向我開槍

那就

開槍吧

——維加

維加總說沒有獵槍，我就自殺。但 2017 年，他真的自殺了。

當時他和一幫人在山上喝酒，喝多了他又出現幻覺，就拿了一把獵刀，走出很遠。他像日本人剖腹，從下往上拉一刀，又橫著來了一刀。

他說，我劃了兩刀之后，天上的云彩就變成了一個云彩人，伸出手，要拽我上去。但是太陽落山了，他還沒死。月亮爬上山了，他還沒死。

但是維加失血過多后，覺得很冷，他就往回走，回去時他捂著肚子，有人以為他藏了一瓶酒。他一打開，腸子都露出來了。大家趕快給他送醫院去，據醫生說，如果不是在森林里長大的人，命就保不住了。

八、酒

森林讓維加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卻也讓他止不住地酗酒。

這不是特例。整個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的非自然死亡率幾乎是中國少數民族中最高的。而這些非自然死亡有超過八成和酗酒有關。

酋長瑪利亞·索的兒子何協和維加說過這樣一段話：從老敖鄉到現在，喝死了多少人？人都死的太快了，不是那個喝法，你那么喝不對。

何協的弟弟也是喝酒喝死的。

可是我們也應該承認，看著自己的世界和文明一點點消失卻又無能為力的時候，酒精還是有作用的。

這人要活著，還得有自己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酗酒。

鄂溫克人生活很重要的這一部分失去了，只能用酒來替代。酒能讓他們回到過去的狩獵時代。

你看我也是喝酒的人，但是我在想象，如果我不喝酒，我去了森林能待多久？

森林實在是太寂寞了，只能聽到鹿鈴鐺和風刮過樹葉的聲音。原來有槍的時候，他們可以狩獵，現在一安靜下來，人就寂寞，空落。

酒就變成一種日常，喝到什么程度？喝死拉倒。

所以我們要藏酒。之前有一個哈爾濱的馴鹿研究員來，帶了幾瓶酒。但是他發現山上喝酒太猛了，就爬上樹，把酒掛到樹上去了。

三天過后，別說酒了，連掛酒瓶的樹都找不著了。最后一看，樹被柳霞用彎把子鋸給放倒了，因為她爬不了樹，這直接把樹給鋸了。

九、柳霞

柳霞，就是第二個故事的主角。

柳霞是維加的姐姐，她還有個孩子叫雨果。柳霞生完孩子兩年后，她的丈夫就不慎掉到山溝里，摔死了。

之后柳霞一直酗酒，雨果的姥姥擔心柳霞總喝酒，沒有能力撫養雨果。就在雨果六七歲的時候，把他送到了無錫的一所希望學校。

所以，柳霞在失去了丈夫后，也不得不和孩子分離。

柳霞與馴鹿 顧桃攝

我 2004 年見柳霞的時候，她已經是圓圓胖胖的，眼睛給擠得像一條縫似的，顴骨很高，但很可愛。腿是彎的，偷別人的酒被人給打了，還裝著兩塊鋼板。

我覺得她是森林里詩意的母親。因為她所有的愛其實都在兒子身上，但兒子又不在身邊，她就把愛轉接到日月星辰上。

她總說一句話：太陽是我的母親，月亮是我的父親，星星是我的兒子。她說這是她兒子小時候說的，她一直記得，永遠也不會忘。

她給兒子起的鄂溫克名叫喜溫，就是太陽的意思。她一喝酒就會說起兒子，她說，小雨果你就是我的太陽，你什么時候能張開翅膀回森林，讓我擁抱你，愛你。她就喃喃自語。在森林里，人們經常這么喃喃自語。在城里自言自語，別人覺得你是神經病。但在寂寞的森林，酒后的森林，他們都是自己在對話。

還有一件事，柳霞經常是喝完酒，就在帳篷里躺著。夏天的烈日照在她臉上，曬得都要冒油了，她也不離開太陽，就覺得是她的兒子在看著她。她經常用手去抓太陽的光。

她稍稍背過身，就不會被曬到，但是她會一直在陽光下，再熱烈再刺眼也會。

那一次我拍得淚流滿面。?

十、雨果

作為森林里的母親，柳霞難受，顧桃拍得也難受。顧桃決定找個機會把雨果接回來一陣子，至少讓他有一個假期的時間，能和母親，和森林呆在一起。

這就是顧桃講的第三個故事，雨果的假期。

我發現，帶著雨果，越往北方走，越接近大興安嶺，越接近他母親的時候，他真的就開始有變化了。他開始不睡臥鋪了，睡在地板上。吃火鍋，他就問我，這生的能吃嗎？我說能吃，想吃就能吃。他就直接把生肉放嘴里了。

那種骨血里的獵人氣質慢慢蘇醒了。

特別巧，我接雨果回來的時候，他媽媽也在山下的定居點，也是喝了酒，正要去一個鄰居家，正彎腰過柵欄的時候，她發現雨果回來了。柳霞當時就驚呆了，就不知道是怎么去抱他還是親他。

雨果也不知所措。但是柳霞抱住他的時候就摔倒了，摔在地上了。雨果說，媽，你又喝多了。柳霞就趕快說，沒有，我這個是高興過度了。

我說這要是拍電影，任什么導演也導不出這樣的鏡頭來。

柳霞與雨果 顧桃攝

2009 年的整個寒假，包括過年，都是在山上過的。我覺得那是柳霞過得最溫暖的一個年。

但雨果還得走，他的學校也要開學了。離別的時候，柳霞非常不舍。始終是雨果讓她回去她也不回去，完全是告別不了的告別。

最后兒子走了，她非常失落，就抬頭看著天上的太陽。

那就是《雨果的假期》這個片子的最后一個鏡頭。

回到節目開頭所說的——濫用的酒精、失落的認同、被馴化的文明……其實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你不僅能從顧桃的影片里看到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也能在對比中，反思作為主流的我們自己的生活，看到現代化的粗暴和陣痛。

但顧桃只是平等地、關懷地記錄著，不拔高，也不引申。

你要問這些人和事如何化解了顧桃的迷茫，他們有什么意義，和你有什么關系，尤其是你還想聽顧桃親口說出這些高屋建瓴的話，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建議你還是自己去看看他的紀錄片。

看顧桃的紀錄片不要錢，你可以直接去宋莊的蒙古包找他一起看。他會很歡迎你。